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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租老董家的房子住，老董听说我是从新疆来的，免了我一个月的房租不说，还请我吃白水羊头，喝烧刀子（二锅头）。来董的房客里，我是第一个新疆人。老董没去过新疆，问了我很多奇怪的话，抄录如下：
新疆人出门骑马还是赶毛驴车？
住毡房还是地窝子（他居然知道地窝子）？
是不是除了放羊就是跳民族舞，吃哈密瓜葡萄喝伊犁特就羊肉串？
老董搞不懂新疆，在他的概念里，新疆不全是沙漠吗？打井开石油还行，那些个棉花哈密瓜葡萄是怎么长出来的呢？这些都是我以前没有意识到的，想一想，又觉着，我要是老董，我也会这样想。新疆不为人知的地方太多了。老董从没有离开过北京。北京人一直以为他们是最幸福，最优秀，最聪明的，其实，那些个聪明和幸福及其优秀都很有限。我的出生地下野地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。我在地图上指给老董看，老董说，远。
我小时候，冬天跟大人去野外打兔子，大人用枪，我拿着棍子。现在想想，是跟着跑，跑着玩。
我上小学时，学校在一条大渠边，大渠有是几米宽，旁边有一个鱼池。大渠是连接下野地七个农场的主干渠。只要大渠一停水，我们的老师就让我们放假，他们自己拿渔具去大渠里捉鱼。水停了，大渠里的水还挺深，渠边的芦苇还很密，想捉到鱼是很不容易的。有人就用化肥加上柴油还有其他东西，放在铁锅里炒炒炒，制成土炸药炸鱼。捕鱼的收获大了，危险也来了，记忆中，仅小学三年级以前，学校里就有三个老师炸鱼出过事，教语文的受了伤，教体育的还送了命。好多年以后，我看见一个脸上有伤痕的人，立刻就想起了那个教过我语文的老师——老师，你现在还好吗？我们小，不敢弄炸药，我们下鱼盆子（在旧洗脸盆上蒙上一块纱布，纱布中间开一个洞，缝一截旧袜套，然后在盆子里头放棉粕，鱼闻到棉粕的香味，自己会游进去，进去了就出不来）。头天晚上下上，第二天一大早起出来，收获也很大，只是鱼小一点儿。大渠的水每月停一两次，每次三五天。大渠来水时，父母不许我们玩水，我们只好到沙包上去玩，玩什么？忘了，只觉着好玩，挺高兴的。连队里的地都在沙包里，饿了，包谷地里有嫩包米，渴了，瓜地里有西瓜。包谷地没人看，我们把嫩包米掰下来，用火烧，嫩保密用火烧了很好吃。想吃西瓜就有一点麻烦了，看挂老头养了一条大黄狗，隔着老远它就叫。我们都是先投几块土块过去，看狗拴没拴，没拴就过去，狗拴着了，看瓜老头是追不上我们的。那时兴唱语录歌，大人们唱，我们也唱。大人们唱：
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争取胜利。
我们唱：
下定决心去偷瓜，不怕牺牲往里爬，排除万难摘大瓜，争取胜利抱回家。
那时候，我们最盼望吃种子瓜，种子瓜不要钱，随便吃，只要把种子留下来就行了。西瓜很大，很甜，来拉瓜的汽车很多。
——汽车都从哪儿来，把瓜拉到哪里去？很多年以后，我在乌鲁木齐，昌吉和克拉玛依，看到好多瓜摊儿上都有一块牌子，写着“下野地西瓜”。我问，为什么要写下野地西瓜而不写乌鲁木齐西瓜？答曰，下野地西瓜好吃。有一阵儿，很多人问我籍贯，我说下野地，他们马上就说，哦，知道，下野地的西瓜好吃。好像下野地除了西瓜就没有别的了。
在兵团农场，学生是必须参加农业劳动的，特别是秋天，要拾棉花，一拾一个月。拾棉花，都定的有任务，完不成任务的要挨老师批评。我就总也完不成任务，每天下地前让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点着名字批评，感觉很没面子，很丢人。怎样才能完成任务呢？有一天，一个农工教我在棉花袋子里头放土块，说，你应该相信我，没事儿的。我壮着胆子，任务完成了，老师表扬我，我脸红红的。那个农工后来问我怎么感谢他，我把我的鱼网送给了他。拾完棉花，有几天休息，我们商量到农场场部去玩一天，场部好远，我们早饭后动身，中午了才到。看到柏油路和场部商店里的玻璃柜台，我们都很激动，用手摸了还不算南海用脸去贴。商店旁边还有理发室和招待所，招待所的小食堂门前蹲着好多人在吃饭，我很惊奇，不年不节的，他们咋在吃肉呢？还有，有的人一点包谷馍都不吃，有红枣的包谷面发糕也不吃，光吃白面馍。我们远远地站着看。现在想来，我第一次体味到凄凉，应该是从那时候开始的——什么叫凄凉？凄凉不就是一种失落吗？也就是那一次，我们还学会了一首歌，是在场部大礼堂门前，很多小孩排成一长队，在一个小胖子的指挥下唱：
钱广赶大车，
老子搭便车，
给我带上葫芦和辣椒。
钱广的老婆奇怪地问，为啥？
钱广说，婆娘家，你懂个啥？
钱广是电影《青松岭》里头的人物，在那个时候，是地地到到的反派，搁现在，不就是一个菜贩子吗。
还去过邻近一个农场的场部，走着去的。长大后，骑了自行车，摩托车再走那一段路，常感觉不可思议，来回三十多公里，口袋里没有一毛钱，哪儿来那么大的劲儿啊。
附近有地方上的生产队，我们叫老乡公社。那个时候，地方和兵团的关系好像有一点紧张，父母总告诉我们不要往那边跑，说他们人很凶，身上都带着刀子。但地方生产队种稻子，农场人可以在那边买到大米，偷偷地用白面换也可以（两斤白面换一斤大米）。我父母都是南方人，乍一离开山温水软的鱼米之乡，天天吃包谷面，很不习惯。听说有米，心里是很激动的。我父亲去换过一次，父亲是干部，怕人看见，先把我母亲省了大半年的一点白面，趁天黑送到一个和那边有亲戚关系的老乡家，老乡说啥时候去就啥时候去，去了也不多罗嗦，驮了就走。我跟我母亲也去过一次，不敢走大路，天不亮就出门，在棉花地、包谷地和沙包之间绕着走，半夜了才回到家。后来看电影，感觉换大米很像电影里那些鬼头鬼脑搞情报的特务。大米很珍贵除了过年过节，我们很得一吃。平常日子里，总吃包谷面。我记得我的朋友李新辉的母亲很会做包谷面食品。最让我忘不了的是用包谷面和沙枣做的糕，我吃了回家喊着要母亲做，母亲不会，李新辉的母亲又秘而不宣，母亲只好把沙枣洗干净了，和包谷面合在一起烙饼子，吃是好吃，可母亲忘了把沙枣核儿弄掉了，吃完后，我和弟弟都拉不下来屎。
下野地是给沙漠包围着的，常刮大风。我经历过的最大的一场风连刮了三天。那是七月里的一天，事先没有任何征兆。我们都在地里拾麦子。麦子是康拜因收的，康拜因收过的地一般都很干净，但我们还是顺着毛渠慢慢地走，麦穗、麦粒都不放过。那天的太阳很毒，我们热得受不了了，跑到朋友渠道里去洗澡时，就看见西面有一堵黑墙顶天立地地推过来了。大人们都说，快跑啊，黑风来啦。我们也都顾不得穿衣服，抱了衣服和装麦子的小口袋就跑，跑到家时，天早黑了。我跑丢了一双鞋子，我弟弟跑丢了装麦子的小口袋。
我们坐在家里，哪里都不敢去。
风呜呜呜的，沙子、尘土直朝窗户缝、门缝里、房子里头挤，眨眼睛不舒服，吃饭也不舒服，哪哪儿看，看哪儿全是沙子。
三天后，风停了。
——树，好多树都倒在了地上，包谷都躺下了，棉花也半睡在了沙子里，西瓜让沙子埋去了一多半，瓜秧子都叫风刮跑了，被大风吹散的羊也死了不少，大渠里的水浑浑的，大鱼小鱼都到水面上来了，想出来又不敢出来地吐着泡泡。
我小时候从早到晚，没有一天离开过沙子，我们家的房子后面就是沙包，我父亲把羊圈建在沙包上，我们学校旁边有沙包，我们冬天上体育课就是爬上沙包，坐着一块塑料布，从沙包上面一滑而下，我父母下地要从沙包底下走我们上学有路不走要爬沙包。我二十二岁第一次交女朋友时，女朋友是城里人，没见过沙漠，我就和她一块儿从乌鲁木齐坐车回下野地，到我小时候生活过的连队去玩，找我小时候的伙伴去玩。我们在沙包上照相，在棉花地边上照相，和看瓜的老头一起回忆过去吃种子瓜。女朋友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我们小时候第一次看见柏油马路、玻璃柜台时候，会激动得用手去摸，用脸去贴。我小时候的伙伴李新辉一脸严肃地说，是真的，我为啥要骗你呢。
沙漠里还出产一种叫大芸的东西，可以入药，很多人去挖。我小时候的一个朋友，挖大芸发了财，他不满足，想发更大的财，带了民工往沙漠深处去，民工回来了，他给沙子埋住了，永远和他喜欢的大芸待在了一起。他妻子也是我小时候的朋友，看见我，便哭，说自己命苦。
下野地没什么古迹，最早的一栋楼是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师下野地管理处的办公楼，楼高二层，俄罗斯样式的，建于一九五九年。俄式建筑的优点是冬暖夏凉，缺点是背阴的一面采光条件差，木地板回音大。这楼现在还在，被人改建成了宾馆，门前接了一个大厅，装了落地玻璃，顶也动过了，看上去不中不西，土不土洋不洋，怪怪的。另外还有一栋百货大楼，这楼一度是下野地的象征，电视画面里看着很有气势。现在，百货公司垮了，楼门让人用砖头给封死了，静静地立在树丛中。下野地的菜市场是露天的，一到冬天，挨了冻，人们就想起它来了，都说，鬼领导，也不知是咋想的，咋不把它改造成菜市场呢？
新疆以“野”字为地名的，就我所知，应该只有下野地这一片，全国我也只听说河南有一个地方是带“野”字的，叫新野县，还是看《三国演义》知道的，诸葛亮在那里放过火，《火烧新野》，我就记住了。下野地原来是野生动物的国度，哈萨克人偶尔来一下，往南走，还有中野地，上野地；左右亦有东野地、北野地、西野地。下野地是军垦人用锄头开发出来了。外地人，像老董，就以为是蛮荒的不毛之地，其实不是，和新疆的许多地方一样，只要有水，都是好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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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蛮散文) |
发表于 23:07 | 最后修改于 2007-01-31 00: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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